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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·辛巴杜(Philip Zimbardo)于1969年進行了一項實驗，他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，把其中的一輛停在加州帕洛阿爾托的中產(chǎn)階級社區(qū)，而另一輛停在相對雜亂的紐約布朗克斯區(qū)。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輛，他把車牌摘掉，把頂棚打開，結果當天就被偷走了。而放在帕洛阿爾托的那一輛，一個星期也無人理睬。后來，辛巴杜用錘子把那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。結果呢，僅僅過了幾個小時，它就不見了。
以這項實驗為基礎，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一個“破窗效應”理論，認為：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戶玻璃，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，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。久而久之，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。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，犯罪就會滋生、繁榮。
我們日常生活中也經(jīng)常有這樣的體會：一間房子如果窗戶破了，沒有人去修補，隔不久，其他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；一面墻上如果出現(xiàn)一些涂鴉沒有清洗掉，很快墻上就布滿了亂七八糟、不堪入目的東西。而在一個很干凈的地方，人們會很不好意思扔垃圾，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(xiàn)，人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隨地亂扔垃圾，絲毫不覺得羞愧。這就是“破窗效應”的表現(xiàn)。
紐約市交通警察局長布拉頓受到了“破窗理論”的啟發(fā)。紐約的地鐵被認為是“可以為所欲為、無法無天的場所”，針對紐約地鐵犯罪率的飆升，布拉頓采取的措施是號召所有的交警認真推進有關“生活質量”的法律，他以“破窗理論”為師，雖然地鐵站的重大刑案不斷增加，他卻全力打擊逃票。結果發(fā)現(xiàn)，每七名逃票者中，就有一名是通緝犯；每二十名逃票者中，就有一名攜帶兇器。結果，從抓逃票開始，地鐵站的犯罪率竟然下降，治安大幅好轉。他的做法顯示出，小奸小惡正是暴力犯罪的溫床。因為針對這些看似微小、卻有象征意義的違章行為大力整頓，卻大大減少了刑事犯罪。
在日本，有一種稱做“紅牌作戰(zhàn)”的質量管理活動。日本的企業(yè)將有油污、不清潔的設備貼上具有警示意義的“紅牌”，將藏污納垢的辦公室和車間死角也貼“紅牌”，以促其迅速改觀，從而使工作場所清潔整齊，營造出一個舒爽有序的工作氛圍。在這樣一種積極暗示下，久而久之，人人都遵守規(guī)則，認真工作。實踐證明，這種工作現(xiàn)象的整潔對于保障企業(yè)的產(chǎn)品質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好的東西人們會盡量保護它，而差的則會使人們自覺不自覺地任其變得更壞。對于影響深遠的“小過錯”采取“小題大做”的方式去處理，以防止“千里之堤，潰于蟻穴”，正是及時修好“第一塊打碎的窗玻璃”的明智舉措。
